今天，“国考”的新变化，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显示，报考者年龄一般为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1986年10月至2007年10月期间出生），对于2026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1981年10月以后出生）。相较先前的规定，今年国考对岁数上限整体抬高了3岁。
实际上，考公考编“放宽年龄界限”的风已经吹了蛮久。2024年，上海、浙江、江苏、天津、山东、四川等地的公务员考试，部分岗位的报考要求就已经放宽到40岁。今年以来，四川、上海等多地又进一步放宽了考编年龄限制，应届硕士研究生年龄最高可到43岁。而应届硕士博士年龄放宽至40岁，已在多个省份施行十余年。
这一轮“国考”的调整，是从央级的指挥棒层面显示了新共识的形成，无论是对早早吃螃蟹的省份，还是对尚在观望的省份，这都能起到积极的鼓励和示范作用。
从政策协调性角度来说，这一调整如相关公告所言，明显加强了与延迟退休政策的适应和衔接。此前，在延迟退休政策落地后，有一部分争议，正是因“职场荣枯线”和退休年龄线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而来。而这一调整，有助于理顺这组矛盾，让我国的就业生态和社会现实更为匹配。
而这一放宽年龄限制的变化，和公务员时下的客观需求，也是匹配的。这次公告中着重强调了中央机关主要招录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对于长期在基层服务、甚至可能错过了此前年龄线的基层工作人员来说，这也是一条利好消息。在着重强调破除形式主义、真抓实干的当下，这一对基层工作人员的关照颇具意义。
而更长远来看，此次“国考”年龄放宽的风向标作用，不仅指向体制内，更大的意义或许在于对体制外的引领和示范。
自从1994年首次公务员招录对“年龄35岁以下”做出明确规定后，这条线就没怎么变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35岁这道坎渐渐被很多体制外的企业公司效仿，形成了某种不成文的规定，进一步加剧了职场上的年龄焦虑，甚至催生出人才市场上的所谓“35岁危机”。
此次国考调整，可以说是从源头上对此进行“纠偏”，有助于发挥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指挥棒效应，进一步消除全社会对就业年龄的隐性歧视，带动全社会对年龄这个因素进一步脱敏，从而在招聘、考核等不同层面真正破除“唯年龄论”。
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淡化对年龄的敏感也是一项迫切要求。有统计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就已经达到39.72岁，与此同时，老龄化趋势加剧，客观上已经把职场就业年龄的上限进一步推高，如果再卡着30年前设定的年龄线，其实已经与就业市场的主流形成了错位和脱节，甚至可能因此造成大量劳动力的浪费，反而可能影响社会整体劳动效率。
更进一步说，这一转变所传递的另一个信号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并不必然与劳动年龄呈负相关的关系。以往，企业更愿意招聘“白纸一张”的应届生或年轻人，更多看中的是短期内其较低的人力成本和较强的可塑性，但正如前述对基层公务员岗位的条件放宽所显示的，有过工作经验更能快速有效发挥作用。说得更直白一些，在某些领域和岗位，经验比年龄更有价值。
年龄放宽，真正的重点不在某个具体的数字，更不是意在将旧的“35岁门槛”变成新的“38岁门槛”，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推动全社会的就业观念随着社会形势灵活动态调整，并在此基础上以更符合实际的态度，理顺年龄与能力的关系，既不盲目追求“职场小白”，也不一味照顾“职场老人”，而是让评价标准真正回归到以能力素质为主的综合评价，让不同年龄段的劳动者，都能体面地各扬所长、各尽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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